（图：一代名将白崇禧将军。资料图片。）

2007年5月11日，白先勇率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将进京进行第一百场的纪念庆演。在台湾友人的安排下， 4月底先期抵京、为《牡丹亦白》摄影展开展的白先勇先生接受了大公报的独家专访。在长达四个小时的采访中，我们的话题主要围绕两大内容展开，一个自然是关于青春版牡丹亭，另一个则是关于他的父亲白崇禧将军。

白崇禧大半辈子戎马生涯，历经北伐、抗战、国共内战，蒋介石的几次下野都与白崇禧及桂系有关，但晚年却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。在采访中，白先勇说，父亲的一生"追随的是国民党，而不是蒋介石"。他选择去台湾是"为了向历史交代"。

白先勇说，父亲作为军事战略家，最抱憾的是四平之战未克全功；作为伊斯兰教徒， 担台湾回教协会会长，生前却未能前往麦加朝圣；同为民国重要的政治人物，却一生未曾与张学良谋面，而多年挚友李宗仁却在晚年与他越走越远......

（图：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到北平视察。资料图片。）

 

军事：四平之战功败垂成

白先勇小的时候对父亲的印象，就是一个穿军装的军人，老是骑在马背上的"英雄形象"。白崇禧一生大大小小打过无数次的战役。但在晚年，他和儿子白先勇讲的最多就是两场：1938年他与李宗仁共同指挥的台儿庄会战，以及1946年他在东北督战的四平之战。前者是他一提起来相当自豪、骄傲的一场会战，后者却是他心头最大的遗憾与伤痛。

白先勇跟笔者说，内地关于台儿庄会战的记载、资讯是不全面、不准确的。"台儿庄不是李宗仁一个人指挥的，我父亲在这一场会战中同样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。"在战前，白崇禧随蒋介石飞往徐州，并留在那里，协助李宗仁调度国军。李宗仁当时的军队不够，白崇禧那时任国军副参谋总长，帮李宗仁从周边调动了数万大军布防。台儿庄会战打得惨烈，歼敌一万余名日军，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军事上的首次大挫败。被激怒的日军调大军倾巢而来，寻找国军复仇。当时，白崇禧跟李宗仁说赶紧撤军，不与日军正面硬碰。白先勇说起这一段来，眉飞色舞，"我父亲那时候部署撤退，几夜都没能合眼。后来他带兵在撤退途中，骑在马背上睡着了，好几次都从马背上掉下来，掉到了田里头。台儿庄会战打得漂亮，但撤退更是漂亮，让日本人扑了空，重要的是把军队也保持住了......" 白先勇听父亲讲起的抗战名役还有1940年的昆仑关之战，白崇禧指挥国军在那里两度挫败日军。那是他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另一个辉煌的记忆。

1946年的国共四平之战，在白崇禧心头却是另一番滋味。白先勇曾写过一篇长文《养虎遗患--父亲的憾恨》详尽叙述分析了这一战的波谲诡异。白先勇说，当时国共两军在四平街各自屯积了十万大军，战事陷入胶着。蒋介石派白崇禧前往东北督战。白崇禧指挥国军在四平街大败林彪守军主力。林彪率部向北溃逃。他父亲当机立断，命令国军乘胜追击，一举攻下长春，其中孙立人的新一军已经打到了松花江，直逼哈尔滨。此时正是国民党取得东北军事胜利的绝好契机。但就在这时，蒋介石调白崇禧回南京任国防部长......几年后，国共势力消长，当林彪卷土重来时，国民党败亡的命运已底定。白先勇说，"在台湾，我至少听过父亲三次跟我提到四平之战，提到他曾向蒋提出希望能继续留下来督战或者直接指挥战斗，不回南京，但蒋就是不同意，催他回去当国防部长。父亲每次说到这件事就气得顿脚。我父亲不是那种很容易喜形于色的人。但他说起这事就顿脚，你想想看，他心中对此事的憾恨有多少？"

1949年12月30日，被中共军队从广西打退到海南岛的白崇禧，接到人在台湾的蒋介石邀请，赴台"共商善后"。他去了台湾后，这一生就再也未能离开那个岛。白先勇说，"我父亲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去台湾的境遇不会很好，但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就是追随着国民党，他决定有种愿意‘与国民党共存亡'的悲壮。他真的是与中共的军队打到‘最后一兵一卒'还在为党国坚持。那时他在海南岛就是等着广西的军队撤出来会合。他去台湾时没有带一兵一卒。我体味他当时的心境，他的选择就是为了向历史交代。"

 

家事：不能前往麦加朝圣

白崇禧在台湾的家安在台北松江路的一处旧宅子。住的条件并不好，"台风来的时候还漏雨的"，白先勇回忆起当年唏嘘不已，"我父亲对住的什么好像从来都不是很在意的。我后来去南京看他当年任国防部长时住的房子，也小得很、不怎么样。但当年我们也没怎么觉得。"1952年，在香港念书的白先勇被父亲叫回了台湾。以前，因为战争，他们一家人聚少离多。而在台湾，他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一起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了。

白崇禧年少时求学于广西师范、保定军校。18岁投笔从戎从下级士官最后升至国军一级上将。在国军高级将领中素有"儒将"之称。在白先勇的成长记忆中，父亲很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培养。白先勇开玩笑说，"我们小时候的成绩单，决定我们在家里家庭地位的排行。我们知道父亲喜欢学习成绩好的，我就拼命的读书，考最好的学校......父亲念得很多古书，像《资治通鉴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他都非常喜欢，也常常教我背古文。他的很多观念对我影响很大。"

白崇禧有子女十人，白先勇在家中排行老八。自1952年他回台湾念书，到1962年母亲病逝后他离台赴美求学，白先勇在台湾陪伴父亲左右近11年。在白先勇的眼中，父亲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人，经历过大风大浪，却又能随遇而安。或许是亲历过腥风血雨、枪林弹雨，"他对个人的得失看得并不重。"白先勇说，在台湾的白崇禧仅被任命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，以及"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"等闲职，远离了政治权力中心。但"父亲也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境遇，该怎么过就怎么过"。尽管如此，蒋介石对这位昔日自己倚重的"最高军事幕僚长"（白先勇语）依然小心防范。50年代，中东侯赛因国王访问台湾，向时任回教协会理事长的白崇禧发出邀请，邀请他访问中东，去麦加朝圣。但当白崇禧向蒋介石请示时，却遭到了蒋的拒绝。

（图：白崇禧在回教开斋节上。资料图片。）

 

人事：与张学良终未谋面

在白先勇看来，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关系，有点类似于"汉高祖与韩信"。他们的关系不能够用是密切还是不密切来划分。"其实从1927年北伐战争，蒋介石力邀白崇禧担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开始，他们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。这四十多年可以分为四段：北伐、抗战、国共内战，台湾，每一段时期他们关系都不太一样，复杂得很。"但总的来说，"白崇禧是蒋介石‘非中央军非黄埔系'的高级将领中最为倚重的和信任的，到了关键的时候，总会派遣白出马。"北伐和抗战时期他是蒋的副参谋总长，国共内战时期他是蒋的国防部长和华中剿总总司令，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，他受命率蒋经国等赴台调查安抚。但在1929年，他和桂系首脑李宗仁联手，发起了蒋桂战争。在1948年底，他和李宗仁再度联手，逼蒋介石下野。他和蒋时而合作、时而对立，用白先勇的话来说，就是父亲的一生"追随的是国民党，而不是蒋介石"。

    有意思的是，同为民国重要政治人物，白崇禧终身未曾与张学良谋过面。"北伐最后是我父亲打的。但张学良在东北的易帜。他们没有碰过面。"白崇禧晚年在台湾，他跟白先勇有聊到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方法。白崇禧觉得很不妥。你要就交于军事法庭处置，要就放人。这样人又不放，又不说清楚算怎么回事。

而与他同为桂系代表人物的李宗仁，1950年前后拒绝赴台，先是赴美，后来飞回大陆定居。对李宗仁的作法，白先勇说，据他的了解，父亲是很不赞成的。"父亲曾给李宗仁去了信，希望他能先到台湾，把事情交接清楚。他要辞掉代总统，总要走个正式的程序。就这样走了，他很不赞成，也不能理解。""对于他后来回大陆，父亲也是很不赞同的。"他和李宗仁这么一对挚友兄弟，在 1950年前后，一个去了台湾，一个去了美国，自此联络甚少，渐行渐远，也从此画下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。1965年7月，李宗仁飞回大陆。次年12月，白崇禧在于台北病逝。尽管当年对白崇禧的死因传言甚多，但白先勇说传言不可信。他相信医生的判断，是心脏冠状动脉肿大，死于心肌梗塞。

 

链接：白崇禧与大公报

 

近年来除了忙于推广昆曲，安排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巡回演出事宜，白先勇私底下还有另外一桩心愿：给父亲写传。他的这本《仰不愧天--白崇禧将军传》，计划写50万字左右，目前完成了一多半。白先勇说，这本传记已经写了多年了，主要是分两个部分写，一是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的白崇禧，对北伐、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中其亲历以及参与决策的一些事件的看法、观点和作为；另一个部分就是父亲晚年在台湾的生活。

在与笔者聊天时，白先勇提及他很小时候就听父辈们说起过大公报。他说，在他印象中，抗战时期大公报的爱国立场以及对国民政府"小骂大帮忙"都是很有名的。在笔者问及他父亲与当年大公报的老报人有什么交往没有？他说，有的，记忆最深的就是胡政之先生。"30年代我父亲在广西，推动‘建设广西，复兴中国'，广西一时气象一新，被誉有‘新斯巴达'之称的‘模范省'。一时中外人士，个人及团体，络绎不绝到广西参观。如胡适、徐悲鸿、晏阳初，以及胡政之都在那个时期南下游历、考察过广西，胡政之在广西期间，与我父亲来往挺多的，双方互相的印象也很好。" 2006年2月28日至3月2日，台湾的《中国时报》"人间"文学副刊连载了白先勇撰写中的《仰不愧天》的一章：《广西精神：白崇禧的"新斯巴达"》，描述了1931年至1937年，白崇禧领导建设广西，把三○年代的边陲省份广西建设成全国刮目相看的"模范省"。文中他引用当年《大公报》总经理胡政之南下参观广西建设后，对三位当年广西领导人的评论："广西是李（宗仁）、白（崇禧）、黄（旭初）三人合作。李以宽仁胜，涵量最大，白以精干胜，办事能力最强，黄则绵密而果毅，处分政务事务极有条理。要拿军事地位来比，李当然是总司令，白可称前敌总指挥，黄则坐镇后方，保持着能进能退的坚实地位，这是广西最大的特色。因为他们三个领袖皆能用各人所长，来以身作则，把勤俭朴质，刻苦耐劳的风气，树立起来，传播到全省。"

采访结束后，笔者在家查大公报史料发现，白崇禧以及整个桂系要员与胡政之以及大公报缘分匪浅。1927年8月，胡政之就曾南下广东、广西，拜访过胡汉民、白崇禧等军政要员，撰写了《粤桂旅游日录》。1931年，中原大战后期，他又先后访问了阎锡山和白崇禧，写了《阎白访问记》。1033年前后，胡政之再度游历广西，先后写过赞扬广西当局的通讯。对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旭初的"三自政策（自卫、自治、自给）"颇有好评。1940年初，香港《大公报》创刊不过年余，颇有远见的胡政之，从香港到桂林，筹办桂林版《大公报》，作为港版停办后的退路。由于他和白崇禧等桂系军政大员的交情，筹办工作自然顺利。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，桂林《大公报》在1941年初就正式出刊。当时的桂林在桂系的把持下保持着独立的政治体系，文化控制比较宽松。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与进步文化企业，一时群集桂林，成为战时中国文化城。有人说："那个时候，桂林新闻界的蓬蓬勃勃，虽不敢说是绝后。但确已是空前。领导群伦的是《大公报》。"三年后 （1944年）由于湘桂战役失利，桂林陷落在即，那年的9月13日，桂版《大公报》被迫停刊。

（图：白先勇接受笔者专访时谈笑风生。）

*本文写于2007年5月5日，见刊于2007年5月11日《大公报》。